Reconsider Tsebelis' Veto Player Theory

前些天上民主體制比較分析，Yang師請來她在MSU的同學Chiou老師，不過他只待在MSU拿碩士，後來博士跑到Rochester，考過資格考，卻又跑到Princeton去，最後是在普林斯頓拿到Ph.D。

Chiou老師一開始給了我們幾間美國現今形式理論比較札實訓練的四所學校，鼓勵我們說如果對形式理論有興趣就到這四間，分別是1.Rochester,2.Stanford,3.Princeton,4.Caltech(數字沒有排序意義)。接著扣緊我們這堂課談了很多的內容，特別是這兩周談到的Tsebelis的否決者理論。

由於Tsebelis的理論是建立在空間理論(Spatial Model)的基礎，所以C老師很辛苦地帶我們理解一些空間理論的基礎概念和應用的原則，再開始去談Tsebelis如何去應用空間模型到否決者理論。

Tsebelis的否決者理論最早是從95年的BJPS文章開始，他認為一個體制中有多少否決者，以及否決者之間的距離會影響到政策穩定度，他從雙面向的角度出發試圖解釋不同憲政體制中的否決者數量，以及計算這些數量是否會影響不同制度的政體表現。

但是，其實否決者理論最大的侷限即是無法去進行比較(noncomparable)，因為在不同國家中的否決者數量其實是不同的，除了憲政制度上所給予的否決者，還要視國家中的政黨體系和利益團體。所以，Tsebelis在其書中一開始即明示此一侷限。

C老師提供的另外一個批評是Wincircle的必要性，因為Wincircle其實過大，以至於無法應用。然而，他以否決者的概念來討論政體的政策穩定或僵局(gridlock)，其實有相當大的創見，不同於以往Lijphart、Linz等著名的學者以一些具體的制度視野，的確提供了比較政治的學者一個新穎的嘗試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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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Conference's Experience

到政大已經將近兩個月了，期間參加了兩場研討會，算是去參與學界的盛事，同時也觀摩一下這些已經在國內素有名氣的學者們是如何發表以及他們正在做些什麼。

十月份去的是東吳的TEDS的國際研討會，所以會場有不少來自國外的台灣或非台灣籍學者，有兩個場次是由英文進行，其餘則是用中文進行，TEDS是重要的選民行為研究的調查，而今年寒假所執行的是北高兩市選民的面訪調查。不過可惜的是，常常感到有點無力的是，是不是國內的選舉研究，只能還是由過去那些傳統的理論來進行研究呢？偶爾可能會有一些社會網絡的新的討論，不過很多都還是在討論分裂投票啦、政黨認同等。顯然我們還是要再多多努力。

而最近參加的一次，是上個星期六在中研院所舉辦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論文發表會，我只去了下午場，而且還因為坐錯車，甚至只聽到了最後一場，但由於這場寫的只有徐火炎教授跟我有興趣的領域比較有關係，所以並沒有得到相當豐富的心得。但初次到中研院去，人文社科院之豪華，實在是讓我大開眼界。

最近常在思考的是自己未來要發展的論文題目，不外乎制度和行為二者，但孰輕孰重？是讓我一直無法前進的重要原因，國內選民行為的發展之蓬勃，則是從TEDS開始推動以來提供了一個相當豐富且共享的研究素材，但我自己能不能運用這些資料去走出以往學界所無法觸及的領域或道路？是自己到目前仍舊存疑的。而制度論的論文，其實也有興趣，但顯然需要更多時間和空間去思考這些相關的問題，相信國內學界很多人都已經磨刀霍霍要討論明年一月十三號立委選制改變可能造成的影響或者後果，但我更想觸及的是憲政制度層次的問題，特別是憲政制度和選制結合所產生的後果，可這些內容其實已經有前人寫過，像是林繼文（2006)，所以自己想要寫的東西不是墨水太少，否者就是貢獻度不足，或者根本就是在複製以往的文獻只是套用於不同資料之上而已罷了。

在面臨研究所初次的期中考，來發發牢騷，順便豐富一下這座島，不然真的快"倒"了!

The Lessons From Parliamentary State

近日除了緬甸發生的人民抗爭外，還有兩則重要的國際新聞，一則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下台，福田康夫上台接任成為新任日本首相，另一個則是比利時政府大選已經過百日還未能順利誕生。

兩個國家雖然分別位於歐洲和亞洲，但在政治體制上都屬於內閣制，這種制度特色為人所稱頌的是所謂的權力的聚合，國會的多數黨握有政權並且組成政府，所以甚少出現政府與國會為不同政黨所掌控的情況（即所謂的分立政府）。

但這兩個內閣制運作卻也出現了些許紕漏，日本前首相安倍上任不到一年即下台，任期之短恐怕與九○年代的日本政局不相上下，而這樣的不穩定恐怕也將為自民黨的政權埋下地雷；而比利時因為沒有一個握有席次絕對多數的政黨和族群的問題遲遲無法達成政黨協商以組成政府，甚至還出現了分裂國家的主張，短期將會影響國家社會甚鉅。因此，過去或有人主張內閣制這種制度作為我國憲改的發展方向，固然在經驗上，內閣制的確相較於總統制穩定，但仍有無法避免的問題和缺失，這兩個國家在今年的政局發展就足以借鏡。

日本和比利時同屬OECD的會員國，但在政治上這樣的困局與衝突，制度因素恐怕難辭其咎，重要的是，一個制度的運作上，最主要的關鍵仍在於從政者的行為與思考，特定的政治體制要純粹移植台灣，恐怕還需要更多制度上的改造以及配套的運作。而必須注意的是，比利時在族群上和台灣社會同屬多元，一但採取高比例性席次的內閣制的話，若出現極端的族群政黨，恐怕運作的情形會與比利時產生相同困境。

內閣制並非沒有缺點，一味的要主張某種政治體制，而忽略了內生的人為因素，這樣見林不見樹的錯誤恐怕是未來國家憲政改革所需要避免的。